(二)财政对教育整体投入严重不足且教育资源的配置很不均衡。
1.我国教育事业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政府投入仍然有较大缺口，满足不了居民特别是贫困家庭对教育服务的需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公共服务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如2004年学龄儿童净入学率上升到98.9%，初中毕业生升学率达到62.9%，高中升高等院校达82.5%，进入了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初级阶段。但2002年、2003年和2004年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占当年GDP的比重分别是2.52%、2.5%和2.51%(以上数据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年)》和《中国财政年鉴(2005年)》计算)。这一比重远低于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所确定的4%的目标，距离国际一般水平更有很大差距。据有些学者提供的资料，国际平均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为5.1%，其中，发达国家为5.3%，，发展中国家为4%。从教育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来看，我国1995年这一比重达到15.54%，2003年下降为11.7%，已经低于我国规定的15%的目标，与国际上发展中国家比较属于较低水平，如韩国(1997年)为20.5%，泰国(2000年)为22.44%，墨西哥(1999年)为25.54%(安体富，王海勇，2005)。财政对教育整体投入严重不足的直接后果就是城里的孩子上学主要由家庭自己负担，农村教育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农民自己办教育，义务教育的福利性和公平性受到了损害，不少城市贫困家庭和农村地区的孩子无法接受最基本的教育。
2.教育服务水平的地区差异很大，农村义务教育特别落后。我国教育差距的严重程度和拉大的速度在许多方面比经济的差距更大、更明显。东部3市(北京、天津、上海)与西部5省区(广西、贵州、云南、甘肃和青海5省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的差距从1995年的2.8倍扩大到2002年的3.73倍，而同期的农村人均教育支出的差距则从3.1倍扩大到了3.88倍。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的差距也被拉得很大。1995-2002年，东部3市与西部5省区小学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的差距从3.23倍扩大到了3.85倍，普通初中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的差距从2.65倍扩大到3.39倍(李斌，2005)。导致这种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合理的财政体制与财政政策是其重要因素。我国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实行的是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简称“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我国县域经济发展差异很大，实行“以县为主”管理体制必然造成地区间基础教育的投入差异更进一步拉大的趋势。在这种体制下，我国的基础教育资金绝大部分是由县乡财政负担，在基层财政缺乏必要融资渠道和经济发展地区差异很大的条件下，其实施的结果必然是教育公共投入不足，而且城乡差距、地区不平等程度呈扩大趋势(李茂生，陈昌盛，2005)。
(三)对科学技术公共服务投入力度不够。
在知识经济时代，从某种程度上讲，国家竞争力就是科技竞争力。科技竞争力的强弱取决于科技体制和科技投入的程度。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年)》有关数据计算，我国历史上科技投入占GDP的比重最高是1960年为2.32%，以后逐年下降，1998年降为0.69%，随后稍有上升，到2004年增长到了0.86%，但与我国有关法律规定研究与开发科技经费(R&D)占GDP的1.5%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从国际比较来看，科技经费占GDP的比重，我国高于发展中国家，但是又低于发达国家，如日本(1993年)为3.12%，美国(2000年)为2.68%，德国(1998年)为2.46%，法国(1997年)为2.14%，英国(1999年)为1.85%(余天心、王石生，2004)。
(四)政府在提供就业服务方面存在差距的明显。
就业是民生之本，较充分的劳动就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要求。充分就业历来就是市场经济国家宏观调控的四大目标之一。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是诱发社会不稳定、影响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具有明显的负外部性。财政的一个基本职能就是矫正负外部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财政有责任提供就业机会和解决因失业而引发的生活问题。所以，国家财政为劳动者提供÷定的就业服务和基本的失业保障是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冯彦明，夏杰长，2004)。
当前我国失业问题的严峻性有目共睹，理应把增加就业和降低失业率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目标和各级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随着社会经济转型，中国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速度的加快以及城镇下岗职工再就业难度的加大，使得城镇失业现象日益严重。1991年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352.2万人，失业率达2.3%。到2004年底，城镇登记失业人数达到827万人，登记失业率达4.5%(见图2)。由于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主要是通过劳动部门所进行的失业登记所得到的，这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失业情况，因而很难全面反映真实的失业状况。据国内有关学者估算，考虑各种隐性失业因素，中国城市实际失业率大约在8%—10%之间(夏杰长，李勇坚，姚战琪，2005)。
(五)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面临严重的挑战。
社会保障是现代社会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要求，也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柱。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是社会保障一个重要的责任主体，社会保障是财政支出中一个大项。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过程中，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显得日益迫切和重要。近些年，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取得了重大进展。如建立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三条保障线”制度，建立了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险体系，社会保障覆盖面正在不断扩大，社会保险管理的社会化程度在不断提高。
不过，无论是与国际上同等发达程度的国家相比，还是广大人民对社会保障基本服务需求相比，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还是相当落后的。一是社会保障支出总量不足、资金缺口大和历史欠账多的问题。比如，我国财政用于抚恤和社会福利的支出虽然从1952年的2.95亿元到2004年逐年增长为563.46亿元，但是，这项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除了1965年达到2.35%以外，五十多年来始终徘徊在1%-2%之间，2000年、2001年和2004年分别为1.34%、1.41%和1.97%(余天心、王石生，2004；国家统计局，2005)。二是社会保障的公平性不够，如社会保障覆盖面还比较有限，不能满足更多的社会成员对社会福利与保障的要求，特别是最需要提供社会福利的广大农村地区和一些弱势群体还难以享受到社会保障的阳光。据统计，截至2004年，我国有2610万农村人口年人均收入不足668元，4977万农村人口年人均收入不足924元，他们处于绝对贫困线与相对贫困线水平。同时，我国每年出现数百万失地农民，目前总量已达4000万—5000万人(高尚全，2005)。如果不能采取有效措施解决这些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使他们业有所就、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贫有所济，必然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和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三、我国公共服务短缺的原因：从公共财政视角分析
1.财政支出的经济建设偏好制约了有限的财政资金对公共服务的投入。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再加上前几年实施的积极财政，财政职能依然有浓重的建设性财政特征，经济建设费支出的比重仍然很高，历年来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例最大(见表2)。
2.公共财政制度性缺陷特别是民主财政机制的缺失导致公共服务的偏好得不到满足。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固然源于我国经济欠发达，财政特别是地方财政还很困难，但民主财政原则和财政透明度的缺失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财政的民主化是指财政事务的处理应按照民主程序进行。财政的民主化过程，是社会成员的公共需要得到充分反映的过程，是对公民在财政事务上的意见得到政府回应，政府财政行为受到公民监督的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06)。在没有财政民主化和财政透明度的情况下，财政支出这种公共决策行为就很容易演变为个别领导的“随意”安排，政府预算支出不是以纳税人的偏好来进行，而是取决于领导的个人偏好，领导的偏好未必与纳税人的偏好保持一致。比如，领导偏好的可能是“政绩最大化”，而纳税人偏好的是民生的满足和福利最大化。在缺乏对财政支出的民主约束和监督的时候，领导的偏好很有可能偏离纳税人的偏好，基本公共服务在预算支出中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
3.现行的政绩考核机制导致了地方政府支出对公共服务投入的必然忽略。发展是硬道理。但发展指标有“硬指标”和“软指标”之分。国内生产总值、财政税收收入这类指标，属于“硬指标”；而公共卫生与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基础教育、社会治安、城市污水处理、每万元生产总值能耗这类指标，属于“软指标”。长期以来，我们大体上是以GDP、财税收入、招商引资这样的硬指标来考核地方政府的政绩的，这样的考核指标体系必然诱导地方政府“重投资、轻民生”(夏杰长，2004)。中国是一个投资主导经济增长的国家。只有投资上去了，GDP和税收收入的增长才能有保证。而民生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不能“立竿见影”，对它的投入既不能直接拉动GDP和税收收入的增长，也凸显不了本届政府任期内(如5—10年)的政绩。利益决定行动。这样的政绩考核机制决定了地方政府天然地“亲近”GDP和税收收入的增长，而疏忽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
